高昂的租金在北京让麦当劳、星巴克等关门已经成为议论的话题。据悉这些空出来的位置将让位给奢侈品店。
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,在上海外滩,奢侈品牌专卖店已经出现了批量关门的现象。从外滩3号、6号,到18号,曾几何时这里是各大国际奢侈品牌在中国树立“名牌”之地,而今纷纷出走,人去楼空。而随着各品牌一季度季报的披露,灰头土脸的数字让各大奢侈品牌阴霾密布的同时,也让舆论将“出走外滩”的原因指向了“因业绩萧条付不起昂贵的租金”。
情况已经到了如此吓人的地步吗?如果这些身价“高贵”的外国奢侈品大牌都因为租金要离去的话,谁又能填补进去呢?高昂的租金,最终买单者又是谁呢?
这是上海外滩零售业寒冷的夏天
不少奢侈品牌在外滩的专卖店出现了批量关门的现象。从外滩3、6到18号,这里是各大国际奢侈品牌在中国树立“名牌”之地,而今人去楼空。随着各品牌一季报的披露,灰头土脸的数字让各大奢侈品牌阴霾密布的同时,也让舆论将“出走外滩”的原因指向了“因业绩萧条付不起昂贵的租金”。
“现在根本不是我降不降租金的问题,其实我们根本不贵,南京路、淮海路的租金远远高过外滩。问题在于,二三线城市的业绩比上海、比一线城市好,这已成为事实。哪怕我不要钱,他们愿意来吗?”云集最多奢侈品牌的外滩18号执行长邓懿德,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不得不承认,“一些大品牌已经不再需要借助外滩这个平台为他们做推广,而且现在中国国内的大环境,更是让他们都到了冲业绩的时刻。当那些奢侈品牌把眼光放到人民币上时,外滩的处境就很艰难了。”
“大牌”集体撤出外滩
人们将目光再一次对准外滩,源于今年初曾入驻外滩3号近10年的Giorgio Armani(乔治·阿玛尼,以下简称:Armani)旗舰店撤出外滩的消息。
时代周报记者来到位于中山东一路的外滩3号,在Armani已撤空近半年的时间里,原一楼Armani门店所在位置依然大门紧闭,店内黑漆漆一片,沿街四个橱窗悬挂两张外滩3号自己的广告牌,以及两张德国品牌MCM的广告牌,位于原Armani门店内侧,店铺入口也在侧门。
“其实Armani搬走之前,已经关了快一年了。”一位MCM销售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,不过对于撤离原因,她表示并不知晓。
Armani撤离外滩并非孤例。就在一街之隔的外滩6号,曾经在此开设旗舰店的Dolce&Gabbana也已于去年停业,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小型奢侈品买手店,“全部货品打8折”是这家买手店目前举行的优惠活动。而在时代周报记者进入该买手店(以目标顾客的时尚和趣味为准,挑选不同品牌的时装等商品,融合在一起的店面)后,其内一名销售人员以一款包“外形像Celine,但价格打折后只需要6000左右”向记者推销。
而云集奢侈品牌最多的外滩18号,之前入驻的百达翡丽、宝诗龙等顶级品牌均已撤出,目前只有卡地亚、杰尼亚、高珀富斯等扔在经营。为了不让撤出的空铺影响其他品牌,外滩18号将原先位于四楼的“瑷琳基金会”和“18画廊”搬到了一、二层的商铺内。
百达翡丽走了,对外滩18号的形象有损,店铺租金的损失还是其次。”经营外滩18号长达十年之久的邓懿德,在谈到品牌撤出18号的时候依然面露痛心表情,“我拿什么品牌来填补百达翡丽走掉的空缺?有什么品牌能与它平起平坐?” 不过,邓懿德同时说明,百达翡丽的“出走”与其他品牌情况略有不同。“他们想要搬到临街的位置,但那里是卡地亚和杰尼亚。”
为了弥补这一形象,邓懿德把原先位于五楼的“滩外楼”请了出去 ,并随后引进了一家全球百大精品餐厅。“大中国区有六家这样的Fine Dining,有两家都在我们18号,原先就在的是Mr & Mrs Bund。”
“明年的情况或许更糟。” 邓懿德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,“明年其他品牌的合同也都要到期了,我们做好了最坏打算。最坏打算是连杰尼亚和卡地亚全部撤出。”
也就在时代周报记者采访邓懿德之前,尚未撤出外滩18号的某一线 品牌方代表正与她谈判。“他们就是来询问我们的意思。就跟当年他们选择进入18号一样。”
转战二三线城市冲业绩
与外滩“人去楼空”的萧条景象相呼应,进入2013年的奢侈品牌自身也没有好过到哪里去。仅在半年前,各大奢侈品牌还在为2012年在中国大陆取得的惊人业绩弹冠相庆。而随着一季度报的纷纷披露,灰头土脸的数字让各大奢侈品牌阴霾密布。
根据目前主要的奢侈品牌陆续发布的2013年第一季度的财报,在三大奢侈品集团中,奢侈品巨头LVMH集团和Kering集团(原PPR集团,近日正式更名为Kering集团,中文译为“开云”,取“晴空无云”之意。)个位数增长的业绩均未达到预期,爱马仕虽然一季度增速勉强达到双位数,但也创下了全球衰退最严重的2009年以来最低值。历峰集团虽然稍高于市场预期,这主要归功于旗下的珠宝部门,但其时尚配饰部门3800万瑞郎的亏损额度再次让其回到金融危机后水平。根据一项由全球顶级奢侈品专家发起的最新研究显示,预计在今年,全球奢侈品销售额增速将较2012年低50%。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。
一定意义上,“中国反腐风暴”的大环境仅仅只是让奢侈品牌“缩减开支”,加快了撤出外滩的步伐。而其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模式转变,其实早有迹象。
一位从事奢侈品牌公关行业多年的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:“目前,在国内一线市场,由于奢侈品牌进入时间较早,拥有同一产品的人数增加,导致品牌对消费者的吸引力逐步下降,销售增长呈现疲态。比如,LV在北京、上海这些高端消费者集中的城市,门店销售每年都下滑5%-10%。他们内部也在加紧调整模式,希望留住顶级消费者,不过结果还是令人失望。”
与此同时,奢侈品牌在一线市场的广告、营销投入远高于二三线市场,挤压了奢侈品牌的利润空间。“所以,国内一线城市奢侈品市场利润远低于二三线城市。”该人士称。
所以,离开外滩后的奢侈品牌们,去向是二三线城市。而在二三线城市,奢侈品牌的消费能力也确实日益惊人。
一个广为传颂的例子,是成都仁恒置地广场的LV旗舰店,在2010年9月试营业当天就卖出了总价值人民币500万元的商品。而LV之所以会在成都开旗舰店,是因为此前的LV成都直销店高达9亿元人民币的年度销售业绩曾位列中国三甲,仅次于北京和上海;而Prada、Ermenegildo、Zegna等品牌在成都的业绩也一直名列中国第三。
且成都并非二三线城市销售“神话”的唯一。有消息称,Gucci位于郑州的店铺开业首日销售额就突破百万元;LV位于乌鲁木齐的门店,在一段时间内更是位居全国销售冠军。奥美中国消费者洞察及趋势调研团队今年初发布的报告甚至称:中国二三线城市的消费者正在左右着中国乃至世界经济。
“在二三线城市,隐形富豪尽管数量不多,但消费能力却相当可观。而且这部分人对奢侈品牌的追求还处于初级阶段,商品价格是他们判断品牌好坏的主要因素。”上述公关人士向记者披露,“根据我了解到的销售情况,一线城市人们更愿意买基本款,甚至折扣款,而二三线城市的人则喜欢购买价格更高的新款、限量版和经典款。而且,购买数量相对较多。”